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/公元1872年8月27日《申報》：

竊以錢法為國家理財之源，錢文為民生利賴之本。上之鼓鑄多，則銅政通流而利權可以裕國，下之交易便則錢肆支取而日用即以便民。今乃有漁利集黠之徒公然開爐私鑄，聚黨成群，毫無忌憚。如寶山縣之彭王廟地方首犯某某者，則熔化制錢，其銷去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四朝最大、最精、最重之錢不知凡幾矣，而其每日所出之錢，則不下幾百千文，發往蘇杭各處銷售，無怪制錢愈少而小錢愈多。

鵝眼之錢，似柳葉之薄脆，不是過也。而又攙和泥沙，夾雜鉛屑，擲地一聲，即虞破碎，民間不便于零用，市肆不便于支收，妨國用，病民生，莫此為甚。而地方長吏，每每置若罔聞，不加窮究，豈真裏如充耳乎？抑亦有掣之肘者在乎？蓋以此種惡根，必藉衙蠹【對衙門中貪贓吏役的蔑稱】以為護身之符，更結營痞以作藏身之窟，官一有訪拿之意，彼即先期備聞，早已遠飏，兵役往撲，率不能得其巢穴，并無由指其影蹤，蓋所以蒙蔽而衛護之者，竟至于無所不用其力焉。官雖訪聞極確，往拿極勇夫，且奈之何哉？是以因循姑息至十余年之久，而宴然坐擁其利，以蠹國而病民也。

前錄曾邑尊之密拿此案首犯也，真可謂果力【指佛果之力用，是一個佛教用語】精心，神出鬼沒者矣。然非此法，則無以悉其影蹤，并無以窺其巢穴，縱使會營率捕，其可得耶？然吾不解前此十余年中，其任寶山縣事者周，豈無精明強干之員？留心除莠安良之舉，而卒未能獲案法辦，竟任其肆意鼓鑄，舟車剝運，甚至隹節停工之日，凡在爐匠，則皆身如黑炭，結伴游行城市，無賴與之酒食征逐而絕不聞的一兵一役過而詰之者，抑獨何嘆是非賄通，而聯絡之者，其敢如此之大膽乎？吾觀曾邑尊微服訪拿之舉而益嘆其用意之深，用心之苦，用術之殊，非易易也。

上寶濱海之地，其開爐私鑄者不止彭王廟一處而已也，安得如曾公者，遍訪而得之，以窮其捕逃之淵藪【某種人物聚集的地方】，則庶幾小錢可禁而制錢可免銷化之虞，否則彭王廟雖無爐而非彭王廟者仍得安然自便也，豈不孤負曾公之苦心也哉？芻蕘之見，愿以質之洞悉此弊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