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四年五月初六日/公元1878年6月6日《申報》：

日前，本報論及近日錢銀缺乏一事，故致庫帑但見其不足，民間未見其有余。然則惟聽其缺乏而不思籌一法，以事補益，與如此不將日就缺乏而無可挽救，則上何以為國，下何以為民矣。第欲求補益之法，非謂能令上有余而下不足，即可謂能充裕也。試思征賦榷關，銀固源源而來也，設卡抽厘，錢亦滾滾而至也，乃徒朝聚于庫，暮散于民，其流通行用于世上者，仍止此數而已，未見少有加增也。其故何哉？本已虧而流，又安望其能盈也。若不及此時而圖之，更待何時以圖之乎？

夫古者，日中為市，以粟易器，以物易物，原無需乎貨財，故古時君相亦無計及貨財之事。周之興也，太公作九府之法而交易始用貨財。及漢之季，又于泉刀泉帛之外添鑄五銖之錢，遂開后之錢式。流傳至唐，始改鑄開通元寶之錢；又傳至宋，始改鑄各帝年號之錢。宋元以前之事，姑無具論，惟以明事論之。洪武年間，財用業已不敷，造用鈔票后，亦廢興屢矣，錢亦時鑄時停，故致崇禎之時，流寇四起，而國用不支，因而創立各餉名目，逐年加賦，曰，再累吾民一年，不籌生財之道，僅悉加賦之方。豈知賦出于農，農出于土，田不能種，而惟賦是征，遂致民窮財盡敺【驅】為流賊，以亡其宗社而后已，厥后，明亡而王公、勳戚【勛戚，皇親國戚】、仕官、閹監各家，金銀二物拱手而獻于賊營者，不能以千萬計，而銅錢尚在不甚貴重之列。當思宗【即崇禎帝】借餉之時，而后交周奎首揆陳演等助之于思宗者僅百金，獻之于闖賊者則百萬，亦可知明代之貧，貧在君民，其他固皆富有金銀者也。

我朝定鼎之后，休養生息，既數十年，銀則日見其出，錢則日加其鑄，至雍、乾時而銀庫全盈，銅錢充滿，可謂富極矣。然但得之耳聞，實非得之目見。及道光時，余已少有知識，而目見之情形已非耳聞之繁富。然此時云南之銀礦尚開，銀猶不至支絀；錢局之鼓鑄雖少，制錢尚未多銷，故錢銀猶未如今日之缺也，推原其故，大約銀則大半歸藏私家，否則即行流出外洋，鑄為洋錢。前歲各國公使會請中國鑄造金銀各錢者，尚不欲獨擅其利，猶足見西人之公道也。中國業已不允，而錢局又不開爐，又何怪錢銀之日歸缺乏，故致上海市肆為天下最。若果一日之間令辦銀百萬兩、錢百萬串，恐亦不能齊集，其他更不必言矣。豈尚能稱殷富之國哉？

乃今之言時務者，動則曰重根本、固生計，抑知銀錢二物亦國家之根本，閭閻之生計乎？不此之圖，更何圖乎？若仍置之不圖，則銀錢二物日愈缺乏，根本何由而重、生計何由而固耶？如徒欲守部庫數百萬銀、京倉數百萬米，即足為重根本、固生計之道，不必他求也，夫豈其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