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五年四月十五日/公元1879年6月4日《申報》：

昨錄電報，日耳曼朝廷議禁銀圓出口，經折衷于一是，事在必行。電文簡略，其中詳細固未備述，然聞日廷此議頗甚密秘，有非外人所得與聞者，則固無從懸揣而臆度之也。因思財貨為生民之所托命，原不能一日或缺者也。

黃金而外，以銀為重，較諸銅錢，更易攜帶。中國則尚銀錠，外國則尚銀圓，雖微有不同，而其權有無通緩急，則一也。

自海禁既開，與洋人貿易之省，利其輕便，喜用洋圓，成為風俗，官府亦不能禁止。今則遍行內地，正不獨通商口岸，用以懋遷【指貿易】有無矣。當洋圓初至中國時，當道猶竊竊憂之，謂運中國之寶錠接濟外洋，俾改鑄銀圓，暗中牟利，蓋以寶錠之成色較高而洋圓則不免遜其精純也。然此特未諳外國情形，故有此言耳。實則西國之鑄銀圓，固無需中國之寶錠也。

今則輪船往返數萬里重洋，計期可到；出洋營生者既鶩趨而麋聚。士大夫留心時事，亦復究其道途之遠近、風俗之異同。與夫國勢之盛衰，物產之贏歉，凡出銀之處，具可屈指以計，故籌國計、裕民生，亦能觀乎？其通權乎？其要并不言及銀價昂貴端由，紋銀透漏出洋，日甚一日也。

官嘗綜觀前代載籍旁覽外國紀聞，覺海舶通市之初，中國金銀銅錫錢幣，不免時泄外境，法禁雖嚴，奸巧愈密。然所謂市舶者，不過南洋及小西洋諸島國，非今日之歐羅巴，亦無所謂鴉片也。即漢之通諸番，要亦不過求珍異之貨，誇王享之，儀其重在貢。

至唐以后，始確其貨稅，以益國用，然南宋時已有錢幣漏泄之憂，則在今日，輪船往來，以所有易所無，金銀之流出外洋，似亦理勢必然之事。

然查歐洲諸雄，國固多以通商為本計， 而秘魯諸國，其崇山峻嶺，悉產金銀，國人多以攻礦為業。西洋所用番銀，成色最高者為歐洲及印度所鑄，其通行者亦分四種：曰墨西哥、曰秘魯、曰玻利非亞、曰智利，迄今，粵人猶能辨之，年內運至中華者，幾逾百萬。而美國之捺花運到，亦值不貲。貿易場中，恒以存銀圓多寡為市道消長，則泰西諸國其不專恃紋銀以鑄洋圓也明矣。

惟中國既通用此等銀圓而不知自行鼓鑄，反仰賴于外洋運至，是明以利源讓之于人。稍為議及，又復心存畏難之見。反謂林文忠公時曾鑄重一兩銀圓，卒以詐偽滋生，銀多攙雜，小民不察，反受棍騙，因此不能通行。今不宜再蹈覆轍，不知奸偽之徒何時蔑有【即“沒有”】。今用洋圓，既無欺混之弊，正不得因噎而遂廢食也。

鑄銀之可獲利，大抵與織造布疋、制作器皿相同，故西國恒持之以信，務使通行，非獨利便其民，實藉謀裕其國也。凡屬通商口岸，必設銀行，則其故可想而知矣。

今日耳曼忽有禁銀出口之議，豈以銀行近多不能獲利，故暫為停止，俟有機會，再復舊規歟？抑亦財用頗患不足故，如中國前者之禁紋銀出洋歟？然聞普國多美材松橡，處處成林，足貲販運，產絲可供杼柚【代指織機】，大呢羽緞布帛之屬續如山阜，羊毛亦豐，往往轉售別國。有山產銀鐵，歲中，銀得2600余斤，鐵得10萬余石，而日耳曼之薩克索尼亞有大山產銀礦甚旺，開掘已500余年，尚未匱竭。從前，西國之銀多出于此，是日耳曼亦非財源缺乏者也，而愿為此謀，則必外觀各國大勢，內審己國情形，確有見夫將來成局，或因需銀孔亟，以致漸形支絀而頓起爭端者歟？不然，胡為憂之，若是之，深慮之，若是之，遠先事而為之，備及時而為之，且防不欲外人得知，其故惟與在廷諸臣熟商審處，決計舉行，顯示國計民生非此難以謀出萬全也。嗚呼！觀乎此，可以恍然有悟矣。